国庆特辑名医名师胡懋廉教授医道传

胡懋廉(-),天津人。教授,医学教育家,中国现代耳鼻喉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年获哈佛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年调入上海医学医院,历任上海第一医学医院首任院长、耳鼻喉科教研组主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曾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三、四、五届上海市人大代表。

胡懋廉教授是我国早期将国外先进的西医治疗耳鼻喉科疾病方法引入我国的第一人。他博学多才,通达厚道,一生辉煌。

医道传神,妙手回春

什么是医生天职?救死扶伤是为天职。“以我所学,为人服务,严守医师节操——出淤泥而不染;恪尽职守,终生不渝,力求探索深造——春蚕丝尽终不悔。”胡懋廉从选择医学作为终生职业那天起便信守立下的誓言。他热爱病人、潜心医学、一丝不苟、心闲手敏,手术极其漂亮,一生治愈病人无数。

年,他开国内之先河,为鼻中隔脓肿而导致鼻梁凹陷的病人做肋软骨移植手术进行矫正;年2月,他成功实施了我国第一例喉癌全喉切除术,为中国治疗喉癌迈出了重要一步。

胡懋廉在医学事业上取得的成功和辉煌,源于年轻时的刻苦学习和勤奋认真。

24医院专攻耳鼻咽喉科时,学习努力、工作负责,特别是心灵手巧、手术精细,深得科主任美国人邓乐普赞赏。当时因经常缺电,造成手术困难,他便想着要改变这种状况。于是发明创制了一台缺电时也能使用、可连接在氧气瓶上喷醚、口鼻全身麻醉皆适用的手提喷醚器,使用极其便利,且价格低廉。

20世纪30年代初,他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耳鼻喉科深造,在美国耳鼻咽喉科权威Mosher教授指导下从事有关筛窦的研究。他埋头于临床和实验室的学习和研究,早上6点开始工作直至半夜12点休息,星期日都不外出娱乐。由于对学习的废寝忘食和独具心手相应的天赋,他闭着眼睛也能用橡皮泥捏出一个个形态逼真、具有各个人种特征的鼻子。学习结束,胡懋廉与来自世界各国的6名进修生一同参加考试,结果以理论、手术均为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

学成归国,其他的中国留学生都带回了打字机、照相机和收音机,甚至冰箱和汽车;只有他把放弃娱乐活动节省下来的所有余款购买了参考书籍、教学标本和医疗器材,装了满满四大木箱,以致下船时已身无分文。

年,在四川成都由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和华西大学医学院共同组建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第一医院,医院,他任耳鼻咽喉科主任;同年7月,组建中医院,胡懋廉任副院长。

胡懋廉经常这样教育年轻的医生们:“手术室就是战场,是一个安静的战场,特别是一些局麻清醒的病人正在忍受治疗的痛苦,当听到医护人员嘻嘻哈哈,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受,病人把自己交给这样的医生能放得下心吗?”他对下级严格要求,对自己要求更是严之又严。无论寒冬酷暑,都准时到院查房,手术、急诊随请随到。对此,儿科医生感受尤深。白喉在抗战时期是流行很广的传染病,尤其一到冬天,白喉病人特别多,每天需要做大量的气管切开手术。儿童患白喉,常常因喉梗阻而命悬一线。请胡教授会诊,他都立即赶到,对病儿施行气管切开手术紧急救治。

他曾说过:“看一个耳鼻喉科医生的手术,首先要看他的扁桃体手术做得如何,这一最简单的手术却是检验一个医生手术技巧的试金石。”因此他有这样一条规定:扁桃体手术只准用五六个棉球。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要求,令他自己、也使年轻医生练就了“稳、准、快”的手术技巧。年的寒假和春假期间,他和王鹏万医生一同创下3周做了例扁桃体切除手术的记录,其中术后出血的只有1例。年,上海第一医学医院成立,他为首任院长。在他的领导下,3年中,医院的床位数从最初的40张扩大到张。他更注重对医护人员的医德培养。有一次做鼻咽血管纤维瘤手术,用的是圈套法。他首先暴露了颈部动脉,穿根粗线,但并不结扎,接着就把血管纤维瘤摘除了。助手问他“暴露到外动脉是什么意思?”他说,这就叫不怕一万,只伯万一,不管做什么术,在应从最坏处着想。这次手术万一大出血,这根粗丝线可以迅速结扎已经暴露的颈外动脉,及时止血后,病人生命就不会有危险了。他就是这样认真对待每一例子术:术前设计周到,术中谨慎细致。

他技术娴熟,造诣精深,对耳鼻喉科各部位疾病的诊断准确,治疗得当,手术效果极佳。

医院做过鼻部手术后,流恶臭浓涕3个月,怀疑患恶性肿瘤请他诊治。根据经验,他一丝不苟地仔细清除分泌物,取出了手术时遗留在鼻腔中的棉片后,病人很快痊愈了。

他在气道和食管异物手术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掌握了一套熟练而精湛的技巧。他创造的“守株待兔”法取出总气管内活动异物的方法巧夺天工,同样他在拿取食管异物方面也是独辟蹊径。年,医院(医院)院长兼耳鼻喉科主任时,遇上一位病人吞下了连有表带的手表。一般食管镜太小,根本取不出这样的“庞然大物”。然而他有办法,他用自制的一只特大的带芯食管镜将这只连有表带的手表取了出来。这种特大的带芯食管镜一般医师从未见识过。医院任院长时,一位想自杀的病人吞食了两条扭曲的铁片,被紧急送来救治。其他医生试图取出食管中的铁片,都失败了,只好请胡教授来取。他再次拿来了那只特大的食管镜,集中全力巧妙地取出了这两条扭曲了的巨大铁片。

师德高尚,桃李芳馨

胡懋廉出生于一个充满书卷气的教育之家,从小受环境熏陶,接受了父亲教书育人的思想,传承了父亲诲人不倦的禀赋,因而桃李天下,我国许多著名的耳鼻喉科专家都出自他的门下。

20世纪40年代初,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教材教具皆无,他在由南京中央大学医子院、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和华西大学医学医院工作。他一面带领学生完成大量繁重的临床医疗工作,一面积极想办法致力于基础理论的研究。

为筹建实验室,他冒着侵略者飞机的狂轰滥炸,做成各种颅面骨标本和模型。他要求学生对各类型的鼻窦、乳突以及内耳标本等进行钻割操练,作为施行手术的训练。这些从不同角度割开的切面使初学者了解了人体耳部结构和形态。这些标本虽经战乱损失了大部分,但至今仍有余件标本保留在第四军医大学,在60余年的课堂讲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说过“学习专科,解剖是基础。”他深知年轻时打好了基础,将来才能有所建树。形象教学对学生来说易于理解和记忆,这就是他为什么如此重视制作教学标本和模型的理由。就这样,他们仅凭一双手,在成都建起了中国第一个耳鼻咽喉科实验室,确切地说应该是标本室。正是在这个简陋的实验室里,学生们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着严格的解剖训练,打下了扎实的解剖学基础,养成了学生们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最重要的品质:严谨求实,勤奋刻苦。

他还有一大爱好:喜欢绘画。他常会在家里的墙上、门上直接进行他的“艺术创作”,尤其喜欢画各式各样的金鱼,家里到处都是他形态逼真的作品。至今他家中的墙上还挂着他当年的杰作——约2平方米的一幅画:4个子女正笑逐颜开地庆祝抗战胜利。画得像极了,真是惟妙惟肖!难能可贵的是,他将精于绘画的才能应用在教学上,以高超的具象技术,依据解剖标本亲手绘制了大量生动、形象的教学挂图、手术设计图,以帮助学生直观理解教学内容,使学生受益匪浅。他不仅自己画,还以艺术家的眼光,指导医生们制作各种标本、模型。在贴贴画画的过程中,医生们的临床动手能力得到极大长进。

医院里除了美国石油大王赠送的一套手术器械外,没有一件称得上医疗器械的东西了,一切要靠自己动手做。他用灵巧的双手设计出各种教学模型:把一只滴鼻玻璃瓶,去掉两头的胶皮帽,在瓶的大口捆上两条橡皮手套的皮,这样便形成了两侧声带。该声带呈闭合状,瓶内放一粒西瓜子,瓶下端连接一个喷雾器用的皮管与皮球。当挤压皮球时,瓜子被吹,向上拍击胶皮,则形成“声门下拍击声”。其他科的医生很惊异,胡教授的学生竟然可以不用听诊器,只听咳嗽声就能判断有无异物在气管中。他就是用这些自制的教具,教出了一批又一批有着扎实基础的、临床经验特别丰富的优秀学生。

他对下级医生和学生既严格又厚爱。在为一位患慢性上颌窦炎病人做手术时,他边做边对助手讲解:麻醉注射的进针角度、深度,药量;作为第一、第二助手应各自如何配合手术,使主刀者得心应手。手术中他还常常提一些启示性的问题,使助于每跟着他做一次手术便有新的收获。这种结合临床实际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感同身受。

凡是有益于临床教学的,且不妨碍治疗质量的手术机会,他都让给下级医生和助手做。一次为一位病人做扁桃体切除手术时,助手在完成了术前准备的消毒、铺巾遮盖后,便站在一旁等待他动手,然而他悄悄打着手势示意由助手上台主刀,他则站在一旁指导和当助手。手术结束,他仔细地检查了一遍,然后让助手按他的吩咐写医嘱。这件事令这位助手终生难忘,以后这位助手亦以老师当年培养他的方式培养下级医生。什么是“甘为人梯”?“甘为人梯”是境界、是品格、是包容,是把别人的成功看作自己的成功,下属的成长看作自己的责任,他为“甘为人梯”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一天,他在为一位患眼险下垂的病人会诊时叫来跟他学了一段时间的学生,想考考这位学生的临床技术究竟掌握得怎样,他请这位学生先下诊断。经检查,学生发现病人鼻咽顶部密布着颗粒状肉芽肿物,便对老师说:“初步诊断鼻咽癌。”几天以后,活检结果证实了学生的诊断。他非常高兴,看出这个学生是个好苗子,便有意重点培养。这位学生就是后来江泽民为其亲笔题词、闻名遐迩的中国耳鼻喉科唯一的工程院院士姜泗长教授。当时的胡懋廉慧眼识英才。

他不仅爱才,更是惜才。当年轻的姜泗长身患肺结核时,他资助其住院治疗3个月直至痊愈;当因工作劳累再次复发时,胡教授甚至不顾家人被传染的可能,将其接至家中养病。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中央大学回到南京的姜泗长即将赴美留学,然而却因无人为学生上课而面临无法去美国。时任四川成都中医院院长兼耳鼻咽喉科主任的他,深知学生此举关乎未来前途,当即向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表示“让姜泗长出国深造,我回来代课。”很快,胡懋廉一家从成都迁回南京。老师的引路和知遇之恩,提携栽培之情深深地印刻在学生心底。

有人说:“一个人遇到一个好老师并不难,但要遇到一位好领导却不易。”学生们是如此幸运,他们遇到了一位好老师——一级教授胡懋廉;更遇到了一个好领导——原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医院首任院长。医院建院后,国内耳鼻喉科人才缺乏,作为国内唯一医院,胡懋廉主持开办了一期修业3年的专修班,这批学员后来很多都成了医学院的骨干教师和医生。他还招收了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带领其他教授出国进修学习,选送到国内外进行学术交流。胡懋廉教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学生成长的引路人。他高尚的师德是一部活的教科书,是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学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受益终生。

通达厚道,高风亮节

胡懋廉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待人诚恳,他教育青年医师晓之以理、诲人不倦,管理科室温而严谨、威而通达,他风趣幽默,从不盛气凌人。

抗战时,在医生们之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教授瘦死,讲师讲死,助教叫死。”医生、教授们常常挨饿的现象十分普遍。胡懋廉得工资收入要养活他一家并负担4个子女的读书费用已很困难,缴付孩子学费时得变卖物品,生活陷入窘迫,一到月底没钱买米是他家经常有的事。单身医生几乎都有借钱给胡懋廉的经历,同时也都有上胡懋廉家蹭饭的经历。为缓解教授们穷困的生活现状,医院终于出台了一条规定:病人可以指定医生看病、手术。费用要高出一两倍。于是他便利用他的知名度在业余时间为找上门来的病人看病,将他那份“额外”的并不多的收入分一部分给科里的其他人,接济那些下级医生,这样每个医生又都有了从他那里得钱的经历。

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艰难日子里,他不乏幽默和风趣,时不时用天津方言和大家说一段笑话,逗大家“穷”开心。他的乐观和厚道犹如艰苦环境里的调和剂感染着大家。为驱散大家的思乡之情,逢年过节,他总是邀请全科医护员工到家里吃饭,妻子在灶上炒菜煮饭,女儿则在灶下烧火,等客人们吃完走了,她们才能吃饭。就这样度过了抗日时期最艰苦的岁月。

“出淤泥而不染。”这是他经常说的话。病人不分高低贵贱一律一视同仁,对有权势的人,他“不推诿,不逢迎,不卑不亢”;对贫苦大众,他尽自己所能热情诊治。他虽然和不同阶层的人做朋友,但从不义之财伸手。一生清贫,从未多要一分他认为不该得的钱。20世纪50年代初,他多次要求领导减去他作为医学院顾问的津贴费,最后终获批准。他教育子女不要贪图享受,要服从国家需要,到艰苦的地方去服务。他的3个子女分别去了西北、东北、安徽,只有一个体质较差的女儿留在上海。

“文革”动乱时期,这样一位受人尊崇的老教授被冠之以走白专道路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遭遇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和折磨。对自己尊严的践踏、对人格的侮辱,他都嗤之以鼻,因为他始终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为人耿直,通达厚道,对权贵不趋炎附势,对平民不趾高气扬,这就是胡懋廉品德的真实写照,也是他受人爱戴和尊敬的所在。

年,享年72岁的胡懋廉终因心脏病急剧恶化匆匆离世。他是多么渴望晚年还能继续为他未竟的医学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啊!然而他走了,带着遗憾,走得那么仓促。他50年的行医、教书生涯,留下的是而今白发苍苍的学子对恩师的无尽怀念,是目睹他遗作、耳闻他故事的后人对他永远的敬仰......

节选自《复旦名师剪影(医学卷)》

文章来源:复旦上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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