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1月，张林南口述，吴淮阳记录；年1月下旬，吴淮阳整理出初稿；年2~7月，张林南边照顾癌症晚期瘫痪的妹妹边修改、补充；年7月31日，吴淮阳收入书稿《老五届人生路》内部发行；年8月25日，张林南修改自留稿；年1月26日再修改完成。
我祖籍河北省邢台地区平乡县东田村，祖父是当辈子发家、当辈子破产的地主兼高利贷者。父亲张玺就读于河北省邢台第四师范。他年加入共青团，任邢台地区三个学校的团总支书记。年，20岁的父亲在领导学潮中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后转押至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坐牢四年，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坚持狱中斗争，年在狱中转党，年10月出狱。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期间，曾任中共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等职。年南下，任中共豫西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年5月至年底任河南省省委书记。年底调北京，先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计委常务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年当选为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年1月8日病逝。我母亲陈伯仲于年参加革命，年16岁入党，长期在冀鲁豫根据地从事群众与妇女工作，解放后曾任河南省妇联组织部部长，全国妇联福利部、国内工作部副部长、代部长，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委员。年调中央办公厅群众工作组任研究员，因实事求是地向党中央反映大跃进、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曾受到批判。
年3月，我出生在太行山革命根据地—河南省林县。由于父母调动工作，我小学转了三次学，上了四个小学：开封五小、北京象鼻子中坑小学、华北西苑小学、育才小学。我在华北西苑小学读了二至五年级，时间最长。那是一所供给制的干部子弟小学，衣食住学校全包，学生们过着幸福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我继承了妈妈的性格，从小胆子大、勇敢、爱打抱不平。学校里有一个坏风气，那就是男同学爱欺负女同学。班里的男同学有“大王”、“二王”、“三王”，同学们要将周末从家里带回来的零食向他们“进贡”。我不懂那一套，也不进贡。有的男生特调皮，将毛毛虫籽放进女同学的书桌里，几天后孵出小毛毛虫来，女同学吓得直叫，他们看了高兴。还有的男同学从树上捉了大青虫子，放在女生脖子里……我不怕虫子，他们从没招惹过我。有一天，一个男生把刚从外校转来的一位女同学挤在墙角打，我发现后立刻叫来一群女生，把那个男生打了一顿。学校里有的同学爱显摆自己的父亲官儿大，说：“我的爸爸是什么什么官，是管你爸爸的！”在这所干部子弟小学里，有些孩子有封建主义思想，不知是从哪里来的。每到周六，不少家长的专车来接孩子，在马列学院（即现在的中央党校）学习的母亲则是带着我和另外两个同住三里河计委宿舍的同学乘坐公共汽车一起回家。我问母亲：“咱们家也有车，为什么不来接我们？”她说：“那是你爸爸工作用的车，不是咱们家的车，我和你都不能用。”
为了防止我们有干部子弟优越感，母亲多次对我讲，她怀我的时候，正在太行山冀鲁豫中央分局整风大队参加整风。那时，只有南瓜吃，她见了南瓜就吐，不能吃饭，因此我生下来才三斤重。她没有奶水，村里的一个妇女干部刚生完孩子，就用自己的奶水奶我，我才活了下来。我长得黑，妈妈说是因为吃了那位“黑妈妈”的奶。妈妈从整风大队毕业后，是林县的地下交通员用筐子挑着我，她扮装成农村妇女，骑着毛驴，穿过一道道敌人的封锁线，才把我们母女平安地护送回妈妈的工作地点。所以妈妈老说：“你的小命是太行山根据地的人民给的，长大了要对得起人民！”她还告诉我说，怀我弟弟八个月时，她打摆子，当时正与敌人展开拉锯战，她被抬在担架上向黄河以北撤退。弟弟生下来是金黄色的，不会哭也不会吃，妈妈怕增加部队的负担，让把弟弟扔掉，医院的院长坚决不放弃，又灌中药又找羊奶，弟弟才活了下来。妈妈对我们说：“爸爸妈妈只是生了你们，你们的命是党和人民给的，将来要好好为党和人民工作！”对我来说，母亲的话是点滴成自然，我从没有感到作为一个干部子弟有什么优越性，早已把自己的命运和最普通的人民联系在一起，总是想一定要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要回报党和人民给我的恩情。这是我一生的原动力，是我的根。
年，周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意思是，为解决干部子弟脱离群众问题，撤销一批干部子弟学校。华北西苑小学在撤销之列，我被分配到了育才小学上六年级。毕业时，我报了女三中，因分数高，老师说可以报更好的学校，我就改报师大女附中，于是被“女附中”录取了。我对父亲说：“听说‘女附中’的人都很骄傲！”我爸爸哈哈大笑，说：“难道一个学校的人都骄傲吗？你上了‘女附中’也骄傲吗？”
我入学那年正赶上大跃进，学校老师出去炼钢，我们在校搞试验田，挖地一丈多深，然后一层土一层肥地填上，在上面种小麦。我们还下乡去割麦子，收大白菜，在校办工厂劳动。这些活动我都积极参加。我感到最难的是，老师要求我们每人每天做一首歌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诗，真把我难坏了，连吃饭、走路都在想词儿。
年1月8日是我一生一个重大转折的日子，这一天我的父亲病逝了。从这天开始，我的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结束了。那天上午，还没有到放学时间，突然有人到学校接我，医院。我父亲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屋里站满了人。13岁的我还很不懂事，并不知道死到底是怎么回事，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人家有爸爸，我没有爸爸了！”康克清妈妈、邓颖超妈妈和许多叔叔阿姨们都到我家来看望，他们对我妈妈说：“你哭出来吧，哭出来能好过一点儿！”我妈妈很坚强，她不哭。问她有什么话要对组织说，她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他走了，我今后要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把孩子们培养成对党和人民有用的人！”康妈妈和邓妈妈对我们说：“你们的爸爸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现在他不在了，以后你们一定要听妈妈的话，长大了做像你爸爸那样的人！”许多叔叔阿姨都讲到我父亲点点滴滴的感人事迹，父亲的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在我心中清晰起来。爸爸的老秘书刘洪声叔叔对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周总理，我最敬重的就是你们的爸爸！”我还亲眼看到妈妈在我父亲去世后公私分明、坚持原则的处事态度和方法。我父亲骨灰安放以后，她立刻向组织上写了一份书面报告，要求搬出百万庄申区的部级干部的房子，她说：“申区的房子是分配给张玺的，我和孩子不能住！”这样的报告她写了很多次，一直写到“文革”前，但组织上没有批准。她把家里的地毯、沙发、电扇等公家配给的东西全部上缴了，在我们孩子的强烈要求下，才保住了电话。父亲去世后，组织上按中央的规定给我们家发抚恤金，我妈妈也给组织上写信表示不能要，她说：“我有能力抚养孩子，张玺去世已经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我不能再给组织上增加负担。”信也一直写到“文革”初期。所有这些，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想想爸爸，看看妈妈，我好像突然长大了，懂事了，我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快快长大成人，做一个像爸爸那样的人。
从那时起，我开始思考，怎样刻苦锻炼自己，才能成为像父亲那样的人。于是，我有了空前的动力，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每天记日记，“吾日三省吾身”，督促自己成长。我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还严格管理我的弟弟妹妹。他们抱怨说：“姐姐管得比妈妈都严！”我订了《中国青年报》，积极地向英雄学习，如舍身救火、保护国家财产的向秀丽，纺织行业的劳模赵梦桃，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榜样侯隽、邢燕子、董家耕，罗北青年垦荒队等等。我初一就入了团，初二当了团支部书记。初三时，《毛选》出版了，我开始学《毛选》。那时还没有提倡活学活用、理论联系实际等等，我是出于对党、对毛主席的一种朴素的感情去读的，一读就爱不释手。在我的倡议下，每一个革命老前辈去世，我们就开一次会纪念，畅谈老前辈的事迹，表示继承先辈的遗志，接好革命班的决心。那时我强烈意识到，如果我们没有革命前辈优秀，革命事业就不会在我们手里继续发展。
但是，我也有困惑的时候，比如发展团员要讲出身，出身好的先入团，出身不好的后入团，有些同学甚至一直不能入团。在家里母亲没有给我这方面的教育，我是普遍地热爱我的同学们。我们班有一个同学特别要求进步，是我的好朋友，我认为她应该入团，但是学校说不行，因为她的父亲是右派。还有一个同学，学习特别好，是班里的尖子，因为出身不好，直到毕业都没有入团。我到高中后，担任校团委委员，郭沫若的女儿入团申请，第一次就没有被批准，原因是她的父亲曾经自动脱党，第二次才通过。这个问题是我心中的一个问号。还有一个不能理解的问题是，有些我非常喜爱的电影，受到批判，如《流浪者》、《忠诚》等。我看电影时，都流了泪，看了以后还推荐给同学们。到了高中后，这些电影受到批判，说是宣扬人性论，我心里不理解。回想起来，正是从那时起，在我思想中形成了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一直主导我到“文化革命”的中期。那就是，当我内心原生的、朴素的东西与党的路线合拍时，我会积极热情地去宣传和实践；当它们对立时，我会反省自己，改造自己；而到我经过反省和改造，跟上了党的路线时，那就是我犯错误的时候。我不太爱看小说，对社会了解很少，知识面不宽，思想过于单纯。
我们上初二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到来了。我们学校食堂喝菜叶子粥，吃地瓜面窝头。我们去郊区背大白菜，拔麦子，养兔子。我们家不要组织上给的补助，我姥姥带我们去玉渊潭挖野菜。我弟弟老叫饿，回家吃得很多，我批评他说：“每个人都是有定量的，你吃那么多，姥姥和妈妈就少吃了，你适可而止吧！”弟弟对我有意见。现在，他开玩笑说，他的大肚子是小时候挨饿的结果。那时，在同学中传说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不吃肉了，我带领我们班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们的健康是全国人民的幸福，请你们为了人民保重自己的身体！我们年轻人可以减定量！我们开了一个班会，自报减多少定量，尽管大家都吃不饱，多数同学都减了两斤定量。
初中毕业时，我向往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觉得人家都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我们学习太平淡。于是，我和班里的几个同学给团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到罗北青年垦荒队当垦荒队员。团中央回信说：“你们年纪小，要以学习为主，将来再为人民做贡献。”学校给我们做工作，让我们安心学习，我们只好放弃。
我考上了本校，继续在师大女附中上高中。高中时，学校的政治空气更浓了，中央陆续发表了评论中共与苏共分歧所在的文章，这也成为我们政治学习的内容之一。在同学们中间，反修防修深入人心。我们开过一个班会，会上，结合反修防修和话剧《千万不要忘记》，谈我们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一位同学发言时，因为太激动，竟然晕倒了，可见那时候我们的革命热情高涨到了何等程度！我更加努力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每天晚自习都看毛著，宁肯耽误学习，也要看。我是真心实意地读，有时会读到拍案叫好的程度。那时，全国树立了大寨和大庆两个典型，我妈妈去过这两个地方，带回了材料，我都看过，知道了陈永贵和王铁人的事迹，我感到心里热气腾腾的。
高中毕业时，我依然想像侯隽、邢燕子、董家耕那样，去与天奋斗，与地奋斗。当时学校对我们的教育是，考不上大学，再去农村插队，当新一代的农民。而我和班上的一些干部子弟一起酝酿不参加高考，直接去农村当农民。我们认为，不考大学就去农村当农民才是光荣的，考不上再去就有点迫不得已。我们给在河北省宝坻插队的知青先进典型侯隽写了一封信，要求去她那里插队。侯隽回信赞扬了我们的革命热情，但是，她劝我们还是应该先考大学。学校知道了这件事，对我们进行了批评教育。教导主任召集我们开班会，他说：“现在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太少了，我医院里，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怎么对待老前辈的，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懂医学。所以，我们要大力培养自己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培养无产阶级的接班人，革命才有保证。你们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上大学就继续深造，考不上大学再去农村也不晚！”我听老师讲的有道理，就抱着“当工农自己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的决心，复习功课，准备高考。我想报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老师却让我报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我姐姐、姐夫都是人民大学的调干生，我以为人民大学是专收调干生的，所以不想报人民大学。我妈妈的朋友来给我做工作，她女儿丹林是比我高一届的师大女附中学生，她考上了人民大学党史系。我问：“党史系是学什么的？”这位阿姨说：“是学毛泽东思想的，学好了毛泽东思想干什么不行啊？”我听了很高兴，就把人民大学党史系报为第一志愿。
年8月，我收到人民大学入学通知书，录取我为国际政治系的学生。入学后不久就“下连当兵”，有一位和我编在一个班的同学告诉我，她第一志愿报的是国际政治系，却被分到了党史系。我俩一通气可高兴了，我俩可以换系了，都可以上自己喜欢的系了。入学教育结束，我俩去找分管教务的副校长，要求换系。副校长把我俩批评了一顿，说我们“无组织无纪律”，我俩灰溜溜地走了。过了一段时间，那位副校长将我找去，他说：“我和你父母亲一起工作过，你考‘人大’我知道，你考得不理想，是你们学校把你推荐来的，学校介绍了你的情况，说你写了入党申请书，政治热情高。为什么把你分到国际政治系？因为你政治上可靠，家庭出身好，这个系的人将来是要外派的。那位同学有海外关系（她父亲是北大教授、印尼华侨），因此不能上国际政治系。”我听了副校长的话，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一方面下决心好好学习，不辜负党的培养和期望，另一方面我也为那位同学感到不平。我们高中班有十个同学没有考上大学，绝大多数不是因为考试成绩不好，而是因为“出身不好”未被录取，我也为她们感到不公平。
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一共有五个年级，一个年级一个班，专业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我们班35个人，两个女生，有五个干部子弟，其他大多数是工农子弟，一半以上是原来中学里的团支部书记。第一学期的班干部是指定的，我当团支部委员。入学第一天，每人发一个小马扎，一个部队用的小针线包，一个班一套修鞋工具、一套理发工具。学校要求我们保持和发扬人民大学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入学教育一是劳动，拔校园里的草；二是看《早春二月》、《以革命的名义》等电影，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树立阶级斗争观念，立志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三是端正学习目的，每个人都要讲讲自己为什么考人民大学。有的同学说为了将来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发展马克思主义，有的想当外交官，有的想到《红旗》杂志社工作，还有一个同学说上了人民大学可以看《参考消息》。大家敞开思想，讲得既率直又天真。我听了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的入学动机很单纯，就是想学习毛泽东思想，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十天后，就让我们“下连当兵”，到昌平第三工程兵学校锻炼一个月。我们除操练外，还学习了摆地雷阵等军事技术，大家感觉很新鲜，很高兴。
同学在系宿舍前，左边短发者是作者
大学一年级主要学基础理论，如党史和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发了一本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但是没有讲。我们班里的学术空气很浓，大家都能敞开思想，自由发表意见。在一次哲学课的讨论会上，班长发言说：“世界的万事万物都能一分为二，那对毛主席能不能一分为二呢？我认为能！毛主席很伟大，但是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所以也应该一分为二。”团支部书记说：“对毛主席怎么能一分为二呢？我认为不能，毛主席和马恩列斯并列，是绝对正确的！”老师没有批评班长，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班上少数人同意班长的意见，多数同意团支部书记的意见，我认为双方的观点都有道理，从普遍意义说，对毛主席也能一分为二，但从感情上讲，毛主席一贯正确，不容怀疑。还有一场辩论会，那次是学习讨论周扬在哲学社会科学会议上的一个讲话。在掀起“反修防修”运动的背景下，周扬说：“我们需要培养出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时社会上正在兴起学雷锋的高潮，会上有人提出，我们应该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是做雷锋式的人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雷锋式的人物哪一个对社会的贡献大？以班长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更重要，雷锋只是普通的人，我们的目标应当使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我为代表的另一种观点认为，雷锋是革命的螺丝钉，放在哪里都能用，他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让他学理论，他也能成为理论家。我们要想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首先要向雷锋学习，做雷锋式的人物。我崇拜英雄，雷锋、焦裕禄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是我的楷模。
我很热爱我的班集体，真诚地对待每一个同学，常常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牢记毛主席关于干部子弟不能脱离群众的教导，虚心地向工农子弟学习，和他们交朋友，我和大家的关系非常好。有的同学们说我是“活雷锋”，“比金子还纯洁”。上大学时妈妈给我买的“基洛夫”手表成了大家的共同财产，同学们轮流戴。一年级放暑假，班里有些同学因为没钱买火车票回不了家，我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回家后，我和妈妈商量，请妈妈帮助这些同学，让他们能够和家人团聚。妈妈给了我两百元钱，我分给了这些同学，大家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年8月5日，在大学一年级暑假，我入了党。
“文革”前夕，年，学校组织我们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在班里的讨论会上，团支部书记将矛头直指班长，他说班长“学术走错了方向”，“怀疑毛主席，认为毛主席也可以一分为二，这是怀疑一切”，还说班长“反对学雷锋”等等，班长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他们俩从此分道扬镳。我看出支部书记是有意拉班上的人整班长，我不同意他这样做，我认为班长是一个好人，他并不反对毛主席，我很同情他，会上我不发言。班长被批判之后，不大和别人说话了，但是，他经常来找我讲讲心里话。他看了许多马列的原著，还指导我看一些书，我知道他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我很佩服班长对科学的执著精神。在我们那个年代里，能做到像班长那样是很不容易的。
年6月，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后，我们学校的同学们都去北大看大字报。回来后，大家开始给校党委和系里领导写大字报。当时，我是我们班“文革”小组的组长。我没有看出校党委有什么问题，所以没有写大字报。对别人贴出来的大字报，我一篇篇认真地看，发现有的大字报有不实之处，感到很生气，心想都是搞政治的，怎么能胡说八道，不负责任呢？有一次，我看到系里老师写的一篇批判系党总支的大字报，里面有无中生有的东西，我就去找他们，当着这些老师的面说：“你们是教马列主义的老师，怎么能不实事求是呢？那个会我参加了，我怎么没有听到你们批判的这些话？”他们无言以对。
我们班的一些同学，把矛头指向了我们系的党总支专职书记（女）。他们让总支书记站在桌子上接受批斗，甚至做出揪头发的粗暴举动，还企图砸存放档案的保险柜。我坚决反对他们这样的行为，劝他们说：“你们完全可以给校党委和系总支的领导写大字报，但是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抱着对他们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提意见，而不能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泄私愤，图报复。”他们嘴上没有反驳我，心里对我肯定非常不满。
大概是7月底或8月初，党史系的几个干部子弟来找我，说他们要成立一个组织——“中国人民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希望我们系的干部子弟也参加。我很反感他们这种脱离群众的做法。为此，我和系里另外两个干部子弟给“中央文革”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干部子弟脱离工农子弟，成立自己的组织的不满，希望引起中央的重视，纠正这种倾向。
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几天后，以我们系四年级工农子弟为核心，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我参加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我们学校的这两个红卫兵组织都想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在对待郭影秋的态度上却截然相反。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造郭影秋的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保郭影秋。我是坚决保郭校长的，因为他在人民大学广大师生员工中的口碑很好。他工作作风深入，联系群众，平易近人，对人民大学干部由于历史原因不团结的问题提出了“团结起来向前看”的正确方针，他对教育改革有许多新思路……。
8月份，学校里贴出了第一张反郭影秋的大字报〈揪出人大牛鬼蛇神的总后台郭影秋〉，题目每一个字占一张大字报纸，内容空洞无物，但用词尖刻，说郭校长提出的“团结起来向前看”的方针是阶级斗争熄灭论；郭影秋在“四清”中（郭是人民大学“四清”工作队总负责人）保护了牛鬼蛇神、走资派等等。我正好看到和我一个党支部的我系一年级的一个党员带着几个人在贴这张大字报，当场质问他：“你凭什么写这样的大字报？你的材料呢？是谁让你写的？”他说：“是党史系的某某老师让我们写的，他们有材料。”这张大字报在全校引起巨大轰动。我对这种乱扣帽子的所谓造反行为非常反感，我认为在背后指使学生的老师动机不纯。这时，“四清”回来的我校师生纷纷写大字报保郭影秋，讲了许多郭校长在“四清”中的感人事迹。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和班里几个同学决定去“四清”点上做调查研究。当时还不大会骑车的我借了一辆破旧的28男车，一路跌了数不清的跟斗，行程60多里，终于到了“四清”点苏家坨。在那里住了几天，走家串户地调查，得出了我们自己的结论：“郭影秋不仅不是牛鬼蛇神的总后台，不是走资派，而是焦裕禄式的好书记。”回到学校后，我们几个人写了一张保郭影秋的大字报，我签了名。
大概是年8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在我们学校的大操场上召开了一次大型辩论会，陶铸主持大会，邓小平等中央首长也来参加，辩论郭影秋到底是什么样的干部，两派一对一地发言。那天辩论非常激烈，反郭派说郭影秋是四类干部，一无是处；保郭派说郭影秋是一类干部，这样好的干部少有。会前，保郭影秋的不知什么人把开辩论会的消息传到了苏家坨，结果当天苏家坨来了五百农民参加辩论会。这场辩论会以后，毛主席在一个批示上说，郭影秋调五百农民进城来保他。后来郭影秋就被打倒了。我们这些“铁杆保郭派”不甘心，曾冒着大雨到国务院信访局反映情况，说明不是郭影秋调农民来保自己，说郭影秋的确是好干部，为郭校长鸣不平。
年9月，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领导在北京广播学院的大操场接见红卫兵，要求北京的红卫兵到各地去串联，将文化大革命的火种传播到全国各地去。当时北京有关领导把外出串联的红卫兵组织了四个大队，我和我们系的十几个人作为第四大队第三中队的成员前往广州，我们之中大多数是学生干部和党员。广东省委对我们这些从北京“派来”的红卫兵很重视，安排我们住进省委招待所。我们在省委看大字报，到广州的大学里面跑，参加一些学生和群众的集会。还在公共汽车上读毛主席语录，宣传“十六条”。不久，在省委机关礼堂召开了省委的干部大会，让我们介绍北京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我也作为代表之一上台发了言，讲了“文革”在北京、在大学里是怎么搞起来的，毛主席对“文革”如何亲自指导，寄予怎样的期望。并针对我们看到的广州的情况，强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呼吁大家一定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那天晚上，赵紫阳、林李明、欧梦觉等省委领导接见了我们，并与我们座谈。记得我和赵紫阳还辩论起来，他说：“我们广东省是祖国的前沿，面对香港和台湾，一定不能乱，不能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我说：“我们认为广州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气氛，人们缺少革命热情，都很温良恭俭让！”想想我当时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回家后和母亲讲起这件事，被我母亲批评了一顿，说我太偏激。
文革初期参加文艺演出
10月中旬，我们从广州北上，先去了湖南韶山，瞻仰了毛主席的故居，又到了南昌，参观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然后坐汽车上井冈山，边参观革命圣地，边重温党史。下山时，汽车开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井冈山分校时坏了，我们都下了车。学生们知道了我们是北京来的红卫兵后，要求我们讲讲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们讲了以后，学生们感到很新鲜，激发了他们投入“文革”的热情。他们纷纷要求到北京和全国去串联，学校的秩序乱了起来，引起了吉安地委的不安。地委派人来调查我们的来路，说我们把学校搞乱了，把我们扣住不让走了。我们在井冈山分校住了好几天，和学生们的关系搞得非常好。地委放我们走时，学生们送我们每人一双自己编的草鞋，还有竹子做的扁担、水桶、笔筒，还送了一个他们自己种的40多斤重的大南瓜。我们回到北京后，把这些礼物毫无保留地捐献给设在北京展览馆的红卫兵战果展览了。
年11月初我们回到学校时，学校里的人还不多，都在外面串联，所以，我们又组织了一次步行串联。这次我们经过了周密的策划。步行串联的宗旨是：重走长征路，一路搞社会调查，从事革命实践，通过实践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史，自己教育自己。路线是从北京一直走到瑞金，再从瑞金开始沿着长征路线走，到达延安，最后走回北京。“长征队”人员22人，其中我们系的人最多，还有党史系、哲学系、农经系的六个同学，另外吸收了两个“人大附中”的初中生和两名北京大学图书馆系的同学，年龄从14岁到28岁，党员占了一半之多。为了走完“长征”的艰苦里程，根据毛主席“支部建在连上”的指示，我们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选举了书记、副书记和长征队队长，我当卫生员，负责背药箱。我们背着行李、《毛选》和油印机、纸张，还有一套《收租院》的图片，平均每人负重30斤。我们还特制了一面写有“长征大学”的红旗。出发那天，先坐车到天安门广场，这是我们长征的起点，大家一起照了相，然后，就举着大旗出发了。
第一天我们走了七八十里，到白洋淀住了下来，这里是抗日战争中让日本鬼子丧胆的大片芦苇荡。我们请参加抗日的老乡给我们讲抗日的历史……。第十天，我们到了饶阳县五公村，这是冀中平原首先搞合作化的村子。解放战争时期，耿长锁和徐树宽夫妇率先办起了互助组，以这个互助组为核心，办起了冀中平原上的第一个合作社。我们走家串户，了解历史，搞社会调查。来这里的中学生多，大学生少，而大学文科生我们是第一批。耿长锁提出一个请求，让我们帮助他们办一个展览，不然来参观的红卫兵太多，他们老得讲，耽误生产。我们答应了，开始办“五公村村史展览”。我们早上五点半起床，半天劳动，另外半天一部分人收集材料，办展览，一部分人在周围的几个村子里搞社会调查。
年12月，党中央发布了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十条”政策，我们的社会调查又扩大了几个点，扩展到深县。每天早上我们分工，有和社员一起劳动的，有到各个点上搞调研的，晚上开碰头会，交流情况，写调查报告。在深县的一个村子里，我们看到这里一些农民特别穷，住的房子类似猪圈，床上就一张草席子，连被子都没有。而有的房子非常好，有门楼，还有二层楼的。住好房子的都是干部，群众对大队干部很不满，认为他们多吃多占。我们明白了毛主席为什么要搞“四清”了。我们每走一户，送一张毛主席像，有的老乡称我们为“青天”。
不久，天津大学来了一批红卫兵，说他们是来贯彻农村文化大革命“十条”的。他们横冲直闯，蛮干，把耿长锁夫妇打成了走资派，把我们打成保皇派，说我们右倾。我们说：“你们要做调查研究，不能下车伊始，哇里哇啦！”村里一些人受了他们的影响，想批判我们，但是没有形成主流。他们的到来，完全打乱了五公村的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我们对他们非常反感。
年2月，“中央文革”发出通知，要求结束大串联，回校复课闹革命。尽管我们的宏伟计划没有完成，但是我们在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三个月，各方面的收获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对我们没有机会参加“四清”的人，接触和了解了农村的一些情况。我们写了调查报告，回北京后递交给国务院信访局。
年春，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摄于人民大学校园内
回到学校后，两派斗争升级，闹得很厉害。保郭影秋的一派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为核心组织了“新人大”，全校70％以上的学生、老师，90％的党员、干部和99％以上的工人参加了“新人大”，是多数派；反郭影秋的一派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为核心组织了“人大三红”，是少数派。后者尽管人少，能量不小，自封为人民大学的造反派，视“新人大”为保守派。“人大三红”抄了郭影秋的家，想办一个展览，结果什么对他们有用的东西也没有抄出来，抽屉里翻出不少三年困难时期补助他的副食品票，他都没有用。他们自己说：“这只能是一个呈现郭影秋艰苦朴素的展览。”办了没几天就撤了。“新人大”将副校长孙秧打成走资派，把他关在图书馆楼的一个屋子里，有一天发现他自杀了。“人大三红”占领了教学大楼，“新人大”占领了图书馆大楼，各有各的广播，互相对骂，“人大三红”的开始曲是《解放台湾》，“新人大”的开始曲是《解放南方》。
这时，我的家庭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我父亲被打成了叛徒，我成了“狗崽子”。
还是在五公村时，天津大学的红卫兵带来了一条消息，他们说，查解放前的旧报纸，发现他们的校长高仰云是叛徒，他是在自首书上签了字出狱的，而且不止高仰云一个人，是一批，薄一波是其中之一。我听了以后，心里咯噔一下，我想到了我父亲。我听父亲讲过他坐牢的事情，他还带我们去过北京草岚子监狱旧址，他说：“我当年就是在这里住了四年监狱。在狱中，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和敌人进行各种斗争，还坚持锻炼身体，决心‘红旗出狱’。”我父亲还保存了一张狱中难友戴着脚镣做操的照片。我也听说过，他们是“组织营救出狱”和“用特殊手段出狱”这样的话。大概是年3月，毛主席在批阅农业部报送的廖鲁言的材料上批示：此次运动揪出了一批叛徒……。从此全国掀起了抓叛徒的高潮。以后就把年经北方局营救、党中央批准的经过特殊方式出狱的这些人定为“61人叛徒集团”。
从五公村回学校后，有一次去食堂吃饭时，在食堂门口发现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从狗洞里爬出来的大叛徒张玺的爱女张林南，为了保她的叛徒老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打击、压制革命群众造反！……张林南是刘少奇的‘黑修养’培养出来的修正主义黑苗子……”。我一进食堂，就有人喊：“打倒大叛徒张玺！”我心里很沉重，回家问母亲：“我爸爸到底是不是叛徒？”妈妈毫不犹豫地说：“你爸爸不是叛徒。他被叛徒出卖，关进邢台监狱，敌人对他严刑拷打，他至死不供。你爷爷奶奶花钱去赎他，他坚决不出狱，说：‘不能红旗出狱，就把牢底坐穿！’他当时只是共青团的总支书记，却被敌人当作共产党的要犯押解到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他在监狱党组织领导下坚持对敌斗争，曾绝食七天七夜，和薄一波等12位难友被判了死刑，戴重镣，因国民党驻军和张学良的部队换防，死刑才未执行。他是在狱中由团转党的。他入狱和出狱的情况从来没有向组织上隐瞒，我相信你爸爸不是叛徒。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问题总会搞清楚的。”父亲的秘书刘洪声叔叔也对我说：“你爸爸绝不是叛徒！”我从内心相信我母亲和刘叔叔的话是真实的，我不相信我父亲会是叛徒，但是，毛主席、党中央给他们61个人定了性，而我又是坚信毛主席和党的，他们毕竟是在自首书上签了字啊！所以，我感到很困惑，底气不足。我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不管怎么说，父亲的事可以先放在一边，我要响应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我又想到在深县农村调查时干部欺压老百姓的例子，说明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还是必要的、及时的。所以，我努力说服自己，不受父亲被打成叛徒的影响，继续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自觉在革命实践中经受考验。我的观点倾向“新人大”，也跟他们在一起活动，但由于父亲的“问题”，当时并未从组织上批准我加入“新人大”。
年3月3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到我们学校做报告，促两派大联合，要求两派坐在一起整风，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学校开始“3·3整风”。在我们班的整风会上，我主动检讨自己思想右倾，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把人都往好处想，因此压制了群众造反的积极性，起到了阻碍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作用，我诚恳地希望同学们帮我提高认识。我的检查还没做完，一个同学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说：“张林南，你不要避重就轻！最使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是你叛徒老子的问题！你为什么不作检查？”我愣住了，血一下子涌上了头，我也本能地一拍桌子站起来说：“XXX，我告诉你，我没有一顿吃不下饭，也没有一天睡不着觉，我天天高高兴兴地跟着党和毛主席干革命，你别想诬蔑我！”那个带头造系党总支专职书记反的团支部书记（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声色俱厉地对我说：“要是在战场上，我一枪毙了你！现在我勒令你摘下红卫兵袖章！你有什么资格当红卫兵？”我马上答：“我是父母所生，但我更是党的孩子，是根据地的老乡给的我性命！我对党的感情比对父母的感情还深，你想拆散我和党的感情，想让我摘下红卫兵袖章，从此不革命，没门！”更恶劣的是，他拿出20元钱（就是一年级暑假我妈妈给同学们的路费钱）说：“这是我借你的钱，现在还你！”我说：“去你的吧，我才不要你的臭钱呢！”就连长征队也有人批判我右倾，说我应当和叛徒父亲划清界限。还有的人说我学雷锋、学英雄都是假的……。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人以前说我是“活雷锋”，“比金子还纯洁”，仅仅一天之隔，知道我爸爸有问题了，就翻脸不认人，想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通过批判我，和我划清界限来显示自己革命。我感到不是他们不了解我，而是他们自己的灵魂中有肮脏的东西。这场大革命的确容易暴露人们的灵魂，让我看到真实的世界和人情冷暖。我认为这完全不是整风而是整人，毫无团结与联合的诚意，因此十分气愤，当即决定不再参加这样的“整风”，我推开门就走了。
正是在年3月，河北沧州地区发生地震，我和班里一起“长征”的两个同学、我小弟弟，还有别的班的三个女同学一起去沧州抗震救灾。没有人组织我们去救灾，完全是自愿的行动。
从灾区回来后，形势急转直下，在康生的指使下，我父亲的骨灰从八宝山骨灰堂一室被清理出来。系里的造反派抄了我的东西，从我箱子里把好朋友陈洪的日记也给抄走了。我又生气又委屈，回家后，找出我从初中以来记录了我八年、多天的生活、学习、思想和我青少年时代的点点滴滴的日记全部烧掉了，一边烧，一边哭，心里埋怨我父亲，“你为什么要在自首书上签字呢？现在说不清楚了，让我连干革命的资格都没有了。”我把我保存的几张爸爸的相片也烧掉了。当时，我的思想很矛盾，既不相信父亲是叛徒，又不敢怀疑毛主席和中央的结论是错的。因为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无限热爱党、忠于党，党和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胜过自己的生命！我大学一年级做扁桃体手术的时候，忍住剧痛的动力是来自想到江姐在敌人酷刑下宁死不屈。我常常问自己，如果我像《红岩》中那些先烈一样，被敌人逮捕了，会不会投敌叛变？我坚信不会，我会像先烈们一样视死如归！同时，我也记得，当看到焦裕禄的报道时，我一点儿也没有感到惊奇，因为从我看到的、从母亲和叔叔阿姨们那里听到的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人。这样一心为公的人难道会贪生怕死、叛变革命吗？我困惑和矛盾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我最终的选择是：如果父亲确实是自首分子，就和他划清界限，继续坚定不移地跟党走。但我期待着中央还有与之不同的结论。可以这样说，在“文革”那个特定的年代里，当党和毛主席的决策与我的朴素认识和个人亲情相对立时，我采取的态度是，努力改造自己，压制内在的本性，宁可舍弃亲情，也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服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也是在年3月，我的姥姥去世了。姥姥在解放战争后期，便从老家出来跟随我父母，照顾我和年底出生的弟弟。她患了肠癌，医院都不收。当时，因为杨尚昆被打倒，中央办公厅被全锅端出了中南海，集中在北京郊区办学习班。母亲进了学习班，两个星期才能回一次家。因为我父亲被打成了叛徒，家里的暖气被停了，屋里冷的像冰窖，姥姥躺在床上疼的昼夜呼喊我母亲的名字，可家里连一片止痛药也找不着，串联回来的我守在姥姥身边，只会掉泪，束手无策。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在痛苦中无助地垂死挣扎，我的心也痛苦到了极点。姥姥叫了一百天，终于停止了呼吸，我亲眼看到她死不瞑目。
年，社会上刮起了武斗风，我们学校有的人大造舆论说：“两派斗争的结果必然导致武斗！”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武斗没有必然性，在和平年代，在以工农子弟为主的人民大学校园里，怎么可能武斗起来呢？当时，两派已经分开来住，“三红”的人住在学校的南侧，“新人大”的人住在学校的北侧。因为我不相信会发生武斗，仍然住在原来的宿舍（已经成为“三红”的地盘）。当年美国刚刚发生了著名民权运动领袖、和平主义人士马丁·路德·金遇刺的事件，有些人就说我也是没有阶级斗争观念的和平主义者，还送了一个“马路金”的绰号来讽刺我。后来学校形势的发展果然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先是两大派在各自的广播喇叭里天天激烈地对骂，然后发展到抓对方“有问题的人”毒打，再升级到两派互相扔石头，在楼顶上打弹弓，“三红”总部（教学大楼）和“新人大”总部（图书馆大楼）的玻璃窗全都被打了个稀巴烂，两楼之间的地上都是石头。这时，“三红”的人只能从学校的正门进出，“新人大”的人只能走学校的北门，如果走错了，就有被对方抓起来的危险。有一天，我在食堂吃饭时偶尔听到“三红”的人说要抓我们班“新人大”的一位同学（他曾犯过错误），以报复“新人大”抓了“三红”的人。我赶快跑去告诉了和我同住一屋的好友陈洪，并和她一起立即通知住在北楼的我系“新人大”负责人：“不好了，他们要抓W同学，抓到‘三红’总部肯定得打个半死，快去救人吧！”我俩先跑到系里去看，W同学果然已经被他们关在一个宿舍里，还没来得及往总部送。我们大声向“三红”的人喊：“你们为什么要抓人？赶快把人放出来！”这时，陈洪班里的一个过去曾追求过她的男同学走到我面前说：“你一个叛徒子弟有什么资格要人？”接着又一脸流氓相地凑到陈洪脸前说：“先检查一下你的叛徒感情再管别人的事吧……”唾沫星子溅了陈洪一脸。陈洪气坏了，伸手给了他一个耳刮子，那个男同学一把将陈洪推倒在地，我冲过去扭住他喊“你敢打人……。”听见动静，从宿舍里立刻跑出一群人来跟我们俩打，我和陈洪真是不要命地和他们扭打在一起。这时，我系“新人大”的人赶来了，赶快拉架。最后还是把W同学给要出来了，而我们俩被打得遍体鳞伤，被架回了宿舍，好几天疼的都不能动弹。这位被救的同学从内心感谢我们，在我们养伤期间，天天给我俩打水送饭。
人民大学的武斗继续升级，从扔石头的初级阶段很快进入使用武器的高级阶段。有一天晚上，“新人大”的人正在校办工厂里制作长矛，“三红”武斗队的人偷袭进来，用长矛刺“新人大”的人，一位“新人大”的同学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长矛戳到了脖子上，立刻血流如注，当场死亡。第二天“新人大”召开隆重的追悼会，追悼这位工人出身的中文系的党员。会上，大家哭成一片。当天中午吃炒菜花，吃完我全吐了，此后好多年再也不吃菜花了。
“新人大”吃了亏，准备加强防备，在总部大楼前挖壕沟，拉铁丝网，不让“三红”的人冲到总部来。年5月22日，“新人大”正在修工事，突然“三红”的武斗队冲到工地上，手持长矛，见人就捅。有人听见一个武斗队员一边用长矛戳新闻系一年级一个女生的屁股，一边说：“看你以后还能生孩子！”新闻系另一个女生的鼻子也被长矛挑破了。一位农经系的女同学在俯下身子救人时，被一根长矛从后背捅进，从前胸出来，她戴着这根长矛被“新人大”医院，很快就死了，她也是年轻的共产党员。这次武斗中还有好几个人负重伤。
这几次打死人的武斗对我刺激很大，我对“文革”中出现的许多怪事都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归结为自己阶级斗争观念薄弱，没想到同学中也有这么坏、这么狠的人！
武斗中连续死人，两派杀红了眼，武器也从长矛升级到真枪实弹。学校里的工人都是“新人大”的，所以“新人大”就在校办工厂里试做枪、炮和手榴弹。有一次，我们系一个“新人大”的女同学去北京郊区拉火药，她那天穿的是我新做的一套绿军装，结果路上出了事故，汽车撞到了大树上，火药爆炸，把她炸得浑身烧伤，医院，我们医院照顾她，后来伤虽然养好了，但身上留下不少伤疤，心里更留下了抹不掉的阴影。
北京高校的武斗愈演愈烈，我们学校是用长矛捅死了人，听说清华等高校用真枪实弹也打死了人。各高校已经处于完全无政府状态，谁也控制不了了。年7月，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进入高校。宣传队的任务是制止武斗，整风、整党，搞大联合。我大弟弟是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学生，他和我都是年8月入党。当时，清华、北大是样板单位，整党先行一步，我弟弟整党时转了正。我问他是怎么过关的？他把整党时写的材料给我看，讲的有些是违心话。他说：“不违心怎么办，中央已经给爸爸定了性！”我也借鉴弟弟的材料在整党中做了检查，说：开始对“文革”不理解，思想右倾，对老师和同学的造反行动有压制；后来父亲出事了，认为同学们对我的批判很不公平，感到很委屈；现在中央给刘少奇和“61人叛徒集团”定了性，我也应该和父亲划清界限了。我是党的孩子，今后要紧跟党和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等等。工、军宣队对我很好，他们认为我本质不错，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还算比较顺利地转为正式党员。
按正常学制，我们班应当年7月毕业，但在“文革”的特殊年代，我们依然呆在学校里。人民大学从来没有复课，同学们在学校挖战备防空洞，去农村（苏家坨）整党，很多同学参加了北京修建地铁和建“东方红炼油厂”的劳动，我们班大部分同学则去了卢沟桥张百发的建筑工地干活。我整整当了半年灰土工，天天铲石头，有时还背水泥，往搅拌机里送，虽然感到腰酸背疼，早晨起来手肿得攥不住拳头，但能够锻炼自己吃苦耐劳的本领和学到一些生产技能，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全班在天安门前的留影，后排左一是作者。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他叫高世铭，如今我们已经携手走过了大半生。我们是同班同学，他是我大学一年级赞助同学回家路费的人之一。他从家里回来后，主动还借我的钱，我坚决不要，他就买了一套《列宁选集》送给了我。“文革”前我们不在一个学习组，很少来往。“文革”中，我俩观点一致，都是保守派。无论是串联还是“长征”，亦或是去地震灾区救灾，他都和我在一起，渐渐熟悉、相知。在我父亲被打成“叛徒”后，班上只有少数几个人还像过去那样热情诚恳地对待我，他是其中之一。虽然同岁，他却像大哥哥一样处处爱护我、保护我，使我很感动，因此很自然地由志同道合的朋友发展为恋人的关系。世铭的父亲是一名大连造船厂的老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为了供他上大学，妹妹中断了学业去街道小厂参加工作，妈妈给人家看两个孩子。年6月我和系里两个同学及我小妹妹曾与他一起去大连，挤住在他家，天天到大海里游泳。他家虽然条件很差，睡的是大炕和木板临时搭建的床，用的是煤油灯，有一间屋还漏雨，但他母亲总是想尽办法给我们变着花样做好吃的。他父亲和妹妹也热情相待，我们彼此留下了相当好的印象。想不到几个月后，我们班一个同学到大连出差时顺便去他家做客，在饭桌上对他父亲说：“你儿子找了一个全国最大叛徒的女儿！……”。这个同学回校不久，世铭家里发来了“母病危，速归”的电报，工宣队准了他的假。过了一周他回校了，我关切地问：“你母亲的病怎么样了？”我看到了他脸上从未有过的痛苦表情，他竟然点着了一支烟抽起来，这也是他从未有过的举动。他艰难地对我叙述：“我母亲根本就没病，父亲不同意咱们建立恋爱关系，他认为我们家祖祖辈辈是劳动人民，没有给我留下任何政治污点，我是他唯一的儿子，他不愿意找一个叛徒的女儿作儿媳妇。我中学的朋友也反对我和你确定关系，怕影响我一辈子的政治前程。他们对我不放心，所以把我叫回家。”我听了非常震动，就问：“那你怎么办？”他说，给他父亲反复做工作，但是说不通，以至父亲说出：“你如果不和她断绝关系，我们就脱离父子关系”的绝情话。世铭也向父亲最后表态说：“你不同意我和林南结婚，我尊重你的意见，但是这辈子我结不结婚，和谁结婚，今后你们就管不着了！”他和父亲不欢而散，内心十分痛苦。我听后很伤心，既能理解他父亲的想法，又能理解他的感受。我明智而果断地说：“你是个孝子，父母生了十个孩子，只养大了你和妹妹两个，我们决不能伤老人的心，一定要尊重他们。我们就不要结婚，以后永远做朋友吧！”这是继父亲被定为叛徒后，命运对我的又一次打击与考验。我虽然很理智，能首先为别人着想，但感情上却很难接受这样的现实，不知流过多少眼泪。所幸的是，世铭一直对我很好，并没有因为父亲的反对而对我们的爱情发生动摇，我深知自己找对了人，能得到这份真挚的友谊和爱情，使我无比感动和珍惜。此事之前，我已经把和世铭谈恋爱的事告诉母亲，她知道后高兴地说“与工农子弟结合，能弥补干部子弟的不足，大有好处！”她见过几次世铭，印象很好，对我很放心。
年6月，人民大学的最后两届学生（即69和70届）毕业分配。清华和北大两校的这两届学生已经在3月先期分配工作。我大弟弟这个清华工物系的高才生，因受父亲问题的牵连，完全被排斥在核工程物理专业之外，分到了辽宁本溪重型机械厂当翻砂工。这时我们家已基本零散，大妹妹年（18岁）夏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劳动，母亲于年1月去了江西进贤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这年3月，17岁的小弟弟和15岁的小妹妹一起去延安插队。在大弟弟离开北京之前，妈妈回来探亲，她对我们说：“咱们都走了，房子不要了，交给公家吧！”于是，年3月中旬以后，我们在北京就没有家了。剩下我一个人，平日住学校，周末就去老邻居谷奶奶（谷牧的母亲）家里。6月中旬，我们学校的分配方案下来了，我们系有十个辽宁的名额，我想，世铭有可能分到辽宁，他是独子，父母年事已高，需要有人照顾。至于我自己，到哪里都行，一是母亲长期教育我们，党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她是为党而培养我们的；二是身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根本没有自己选择工作的余地。事情也巧，有两个被工宣队动员去新疆工作的同学（是男女朋友）强调有各种困难不愿意去，工宣队就去找世铭谈：“你是党员，能不能带头到边疆去？”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工宣队知道我们俩的恋爱关系，就把我也分到了新疆。到边疆工作的同学有30天的探亲假，我给妈妈写信说去新疆前想到干校看看她。她来信支持我到边疆工作，说“3月份不是刚见过面吗，不要那么多儿女情长了，快去新疆报到吧！”接到妈妈的信我大哭一场，她还不知道世铭的父亲不接受我，我已经成为无家可归的人。世铭先回家再做父亲的工作，我住在谷奶奶家等候他的消息。在他的耐心说服和他妹妹的大力帮助下，终于做通了父亲的工作，我接到他的电报立即启程赴大连。这一次与他全家的团聚又伤心又高兴，伤心的是我们远走天边，今后不能时时孝敬辛劳了一辈子的年迈父母；高兴的是世铭全家终于接纳了我，我们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在边疆携手共进了。
我们这两届学生走了以后，听说是毛主席指示解散了人民大学，他认为文科大学的学生要在三大革命实践中学习，关在学校里学不到什么真正的知识。人民大学的干部和老师大部分去了干校，少部分分到北京其他高等院校。
回想在人民大学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和我的思想变化、行为表现，还是应验了那个规律，即：我自发的认识往往是正确的，一旦改变自己的认识，紧跟上面的指示，反而是错误的。“文革”一开始，我自发抵制，那是发自内心的朴素认知，是正确的；中期，我不断反省自己，批判自己，改造自己，甚至很不情愿地与父亲划清界限，当我跟上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时，也正是我犯错误的时候。我不像一些干部子弟那样，看出“文革”的荒谬和错误时，按自己的意志办，退出激烈的“文革”，或当“逍遥派”，或冷静地思考和学习。我太投入了，太盲目地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走。因为党和毛主席在我心目中太崇高、太伟大了，高于我的父母，胜于我的生命。父亲的问题出来后，并没有影响我的革命积极性，总感到我是党的孩子，决不能因为自己和家庭受到冲击从此就消沉。出于对党的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责任感，我觉得逍遥是可耻的、是“逃兵”的行为。我母亲曾劝我：“你不要去学校了，学校里搞武斗，很危险。”她还多次批评我：“你这个孩子是我们家最偏激的，钻牛角尖，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不服气，反驳母亲说：“你就没有门合的路线觉悟！毛主席说了，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习游泳。我是学政治的，你应当支持我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学习和锻炼！”现在回想起来，母亲的批评一语中的，当时头脑太热，根本听不进去。与母亲的冷静和坚毅相比，我感到很惭愧，在我身上，确实有狂热和软弱的一面。母亲始终坚信我父亲不是叛徒，在那样险恶的条件下，她完整地保护了父亲的日记、笔记等材料。年1月，她是带着父亲的材料和姥姥的骨灰去了江西进贤“中办五七干校”。父亲的老秘书刘洪声甘愿受牵连，挨批斗，一直坚持说我父亲是最好的人，他把我父亲的大照片放在毛主席像的背后保存下来，还保存了父亲的大量工作笔记、墨迹和他自己写的回忆我父亲的文章《一颗红星》。而我，却烧了父亲的珍贵照片和自己的日记，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这是我遗憾终生的一件事，我对不起父亲，也对不起母亲。在此后一生中的任何时候，每当回忆往事，我都不能原谅自己，内心很疼很疼。
…………
摘自《参阅文稿》No.~3
更多精彩內容請點擊左下角“閱讀原文”
点击标题下蓝字“大风网站”，再点
大风网站k
长按下列可直接
赞赏
长按向我转账
受苹果公司新规定影响，iOS版的赞赏功能被关闭，可通过转账支持。
北京中科医院假白癜风能根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