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玛姬欧法洛在其新书《我存在》中记录了自己曾经17次直面死亡又17次化险为夷的经历，这些故事发生在玛姬人生的不同阶段、不同场景——有登山时险些被陌生人勒死、也有在路上差点车祸而亡……
就像玛姬对自己生活中每次经历的危险耐心的“复盘”一样，我们走过的那些路本就荆棘密布、充满各种不确定性，而我们现在活着就是战胜了那一次次的不确定，每一次危险边缘的化险为夷，提醒我们未来如何做出更为安全的选择。
下文《脖子》选自《我存在》一书，经出品方授权推送，内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脖子》
“这一天，我差点死掉”
山路的前方，一个男人从一块巨石后走了出来。
一片黑沉沉的湖，隐在这座山像碗一样的峰顶，我们，他和我，就远远地站在湖的另一边。我们的头顶是一片乳蓝色的天空；这里海拔很高，没什么植被覆盖，所以只有我和他，石头，还有静静的、黑黑的湖。他穿着一双靴子，两只脚横跨在狭窄的小路的两边，他笑了。
我意识到几件事。我记起早在下面的山谷里时，我就曾经从他身边经过。我们打了个招呼，就像走在乡间散步的人，亲切友好而简短地问候彼此。我意识到，在这条偏僻的小路上，附近不会有人听到我的呼喊。我意识到，他一直在等着我：他谨慎而周密地计划了这一切，而我已经走进了他的陷阱。
就在那一瞬间，我看清了这一切。
这一天——我差点死掉的这一天——我很早就起了，天刚蒙蒙亮，我放在床边的闹钟一跃而起、丁零起舞。我只得穿上工作服，出了房车，轻手轻脚地走下几级石阶，来到一间空无一人的厨房，我一一打开烤箱、咖啡机和面包机的开关，用面包机烤好五大条面包，把它们切成片，然后给水壶灌满水，又把四十张餐巾纸叠成绽开的兰花形状。
我刚满十八岁，开始了一场逃亡。我逃离了一切：家、学校、父母、考试、等待结果的日子。我找到了一份工作，远离了所有认识的人，工作地点位于某个山脚下，那里被广告宣传成了“另类全景度假胜地”。
我负责招待吃早餐的客人，收拾餐盘，擦桌子，提醒他们记得把钥匙留下。然后我走进房间，整理床铺，换床单，打扫房间。我捡起地上的衣服、毛巾、书、鞋子、香精油和冥想垫。这些散落在卧室里的物品让我明白，人们并非总是像他们看起来那样。喜好说教、要求严苛、坚持要坐在指定席位、坚持只用某一款特定的香皂、坚持喝脱脂牛奶的男性，却对云朵一般柔软的羊绒袜和花纹繁复的真丝内衣情有独钟。用餐时衬衣扣子扣得一丝不苟、眉眼低垂、烫着大波浪卷发的女士，在夜间却仿佛变身为另一个人，会穿上马术风SM套装：给人用的辔头、小小的皮革马鞍、细长却凶猛的银鞭。还有一对来自伦敦的夫妇，看起来非常完美，完美到令人艳羡——他们会挽着对方精心修剪过指甲的手去吃晚餐，在黄昏时有说有笑地散步，还给我看了他俩婚礼上的照片——但他们住的屋子却充满了哀伤、渴望和悲痛。排卵试纸杂乱无章地散落在浴室的架子上。生育药物堆满了他们的床头柜。这些我都没有碰，就好像我可以透过这个细节告诉他们，我没有看到这些东西，我不清楚，我什么也不知道。
整个上午，我都在检查、整理、抚平别人的人生。我清理人们活动的轨迹，清理他们吃饭、睡觉、做爱、争吵、洗漱、穿衣、看报的所有迹象，清理他们掉的头发、皮屑和胡楂，清理他们流的血和剪下的脚指甲。我在走道里推着真空吸尘器清理灰尘，身后拖着长长的电线。然后，要是我足够幸运，能在午餐前后忙完这些，我就可以在晚上换班前拥有四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
于是我步行去了湖边，不用上班的时候，我经常去那儿，今天，出于某种原因，我决定走小路直接绕到另一边。为什么这样做？原因我忘了。也许那天我做事比平时快，也许客人没有像往常那样把房间弄得很脏，让我得以提前完成工作，离开旅馆。也许是阳光明媚的晴朗天气诱使我选择了不同于以往的另一条路。
在我人生的这个阶段，我没有理由去质疑乡村的安全性。我的青少年时期都在苏格兰海边的一个小镇上度过，社区中心开办过自我防卫课程，我去听了。授课老师是一位穿着柔道服的水桶身形男性，他常津津有味地以一种耸人听闻的方式向我们描述某些哥特式情景。眉毛异常浓密的他一边逐一打量我们，一边说道：深夜，你走出一家酒吧，突然一个块头很大的家伙从巷子里猛冲过来，抓住了你。或者是：你走在夜店狭窄的走道里，某个醉汉把你推到了墙上。又或者是：天黑了，雾蒙蒙的一片，你在等交通信号灯变绿，突然有个人抓住了你的包带，把你推倒在地。这些危险情境的叙述往往都导向同一个问题，他会用略带幸灾乐祸的口吻问我们：那么，你会怎么办？
我们练习反转肘部，去攻击想象中的袭击者的喉咙，边做边翻白眼，因为我们毕竟只是一群十几岁的女孩子。我们轮流演练，用尽全力喊出最大的声音。我们乖乖地、麻木地复述着男性身上的那些脆弱部位：眼睛、鼻子、喉咙、裆部、膝盖。我们相信自己掌握了自卫的技巧，相信自己可以应对潜伏的陌生人、醉酒的袭击者、抢包的歹徒。我们坚信自己可以挣脱他们的钳制，可以进行反击，可以用指甲抓伤他们的眼睛；在这些惊心动魄却莫名刺激的情境下，我们觉得自己可以找到逃生口。老师告诉我们要去制造噪声，去吸引注意，去大叫“警察”。我想，我们还被灌输了一条明确的信息。巷子、夜店、酒吧、车站、交通信号灯：危险存在于城市。而乡村，或是像我们这样的郊区城镇——没有夜店，没有巷子，甚至也没有交通信号灯——这里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我们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然而此刻，我的面前却站着这样一个男人，在这高耸的山顶，挡住了我的去路，等着我。
看来，重要的是不能让他看出我很害怕，不能让他看出我是独自一人。所以我继续走着，继续一步一步、一脚接着一脚地向前走着。如果此刻我转身逃走，只消几秒钟，他就能抓住我，而且逃跑会过于暴露自己，也会让我显得如此慌不择路。逃跑会让我们两人明白各自的处境，它会使事态进一步恶化。唯一的选择似乎就是继续往前走，假装我所面对的这一切再正常不过。
“又见面了。”他对我说，他的目光滑过我的脸庞，我的身体，我裸露在外、沾着泥点的双腿。这是一种估量大于好色、计算大于情欲的目光：这是老谋深算的男人才会露出的神情。
我无法与他对视，我无法直视他，我做不到，不过我还是瞄见了狭长的双眼、可观的身高、象牙色的门牙、握着背包肩带的拳头。
我只得清了清嗓子说：“嗨。”我想我点了头。我侧过身子，好从他身边经过：新鲜的汗味，双肩背包的皮革味，某种化工味很重的剃须精油味，这些味道糅杂成一种浓烈的气味，让人恍惚觉得有点熟悉。
我从他身边经过，离他越来越远，我眼前是开阔的山路。我注意到，他是特地选择埋伏在山顶：我不停地爬啊爬，爬到这里我就会开始下山，回到我的旅馆，去上晚班，去工作，去生活。从这里开始就全是下坡。
我小心翼翼地迈出自信而坚定的步伐，不让自己露怯。我压下脉搏里海浪般的轰鸣声，对自己说道：我不害怕。我想，也许我是自由的，也许我误解了当前的处境。也许在偏僻的小路上等待年轻的女孩子经过然后放她们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我十八岁了。刚满。我几乎一无所知。
但我知道，他就在我身后。我能听到他靴子踏在地上的声音，走起路来裤子面料发出的沙沙声——那是某种透气的、一年四季都可以穿着的布料。
他又过来了，他走到了我旁边。他离我很近，显得一副和我很亲密的样子，他的胳膊碰到了我的肩膀，就像朋友一样，就像我和同学们一起从学校走回家那样。
“天气真好。”他看着我的脸。
我低着头。“是的，”我说，“没错。”
“可真热。我可能去游个泳。”
当我们飞快地并排走在小路上时，我发现他讲话有些奇怪。他的单词发音总是出来一半就戛然而止；r发得很轻，t又发得太重，整体语气平淡到近乎呆板。也许他这个人有点“神经兮兮”，就像他说话一样，就像从前住在我们家那条街上的某个男人一样。自从战争以来，那个男人从来不往外丢东西，他家前院就像睡美人的城堡，爬满了常春藤。我们曾经试图辨认叶子底下盖住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汽车？篱笆？还是摩托？他戴着一顶针织帽，穿着带图案的背心和曾经很时髦、如今快要穿不下的西装，西装上还沾了些猫毛。如果碰上下雨，他就把塑料垃圾袋挂在肩上。有时候，他用有拉链的袋子装来一包小猫咪，带给我们玩；其他时候，他总是喝得醉醺醺的，气势汹汹，眼神凶狠，咆哮着说明信片丢了，这时候我的母亲就会拉住他的胳膊，把他引回家。她对我们说：“待在那里，我很快就回来。”然后她就和他一起沿着人行道走远。
我感到一阵轻松，我想，也许这也是那么回事。眼前的这个男人可能就像我们的老邻居一样：古怪、反常。那位邻居去世已久，他的房子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常春藤也被砍下来，烧了个精光。也许我应该友善点，就像我的母亲那样。我应该富有同情心。
于是，在我们一起飞快地走在湖边的时候，我转过身子面朝着他。我甚至露出了微笑。
“游泳，”我说，“听起来不错。”
他把他的双筒望远镜的挂绳套在了我的脖子上——这是他的回应。
“他对你造成伤害了吗？”
大约一天之后，我走进了附近镇上的警局。我等在队列里，听着人们跟警察说自己丢了钱包，说看到流浪狗，说车被刮花了。
柜台后的警察听了我的描述，头歪向一边。“他对你造成伤害了吗？”这是他第一次发问。“这个男人，他碰你了吗？打你了吗？侵犯你了吗？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说了什么出格的话吗？”
“没有，”我说，“不是这么回事，但是——”
“但是什么？”
“他本来是要那么做的，”我说，“他打算那么做。”
那警察上下打量着我。当时我穿着打了补丁的短裤，耳朵的软骨上戴着很多银环，脚上是破破烂烂的球鞋，T恤上印着一只渡渡鸟的图片和一行字：“你看到这只鸟了吗？”我有一头像鬃毛——真的没有其他词可以形容了——一样的头发，以前有位祥和的荷兰女士，她带着竖琴和针织工具箱旅行时住过我们的旅馆，她帮我在头发里编上了珠子和羽毛。我看起来就是我应该有的样子：一个年轻人，头一回独自生活，住在房车里，住在森林里，住在偏僻的地方。
“所以，”那警察说着，重重地往文件上一靠，“你去散步，碰到一个男人，跟他走了一段，他有点古怪，但是之后你就安全回家了。这都是你跟我说的吧？”
“他把，”我说，“他把双筒望远镜的挂绳套在了我的脖子上。”
“那然后呢？”
“他……”我顿住了。我恨眼前这个眉毛浓密、挺着啤酒肚的男人，连他粗短的手指都透着一股不耐烦。也许，我对他的恨比对湖边那个男人的恨还要多。“他让我看湖里的鸭子。”
警察甚至没想掩饰他的笑。“好的。”他说着，砰的一声合上了他的本子。“听起来真吓人。”
我要怎么和警察说，说我能感受到那个男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暴力冲动，就像石头传来的热量？我一遍又一遍地回想起在警局柜台前的那个时刻，我问自己，我当时是不是本可以采取别的行动，是不是本可以换种能改变之后发生的事情的说辞？
我本可以说：我要见你们的上司，我要见你们的负责人。现在四十三岁的我会这么做，但当时呢？不可能的。
我本可以说：听我说，那个男人虽然没有伤害我，但他可能会伤害别人。请在他真的出手前找到他。
我本可以说，我能凭直觉判断暴力何时会发生。长久以来，我似乎总能激起别人施暴的欲望，至于原因，我永远也说不清。如果你是一个孩子，你被什么东西击中，或是被别人打了，那么你永远也忘不掉你的无力和脆弱，你也就会明白，只需一眨眼、喘口气的工夫，事态便有可能急转直下，由好变坏。那种对暴力的敏感就像一个抗体，流淌在你的血管里。你很快就学会了如何识别这些突然朝你袭来的行为：通过空气中独有的声波和震颤。你长出了侦测暴力的触角，并且反过来用它规避暴力。
我就读的学校似乎就是个暴力行为泛滥的地方。恐吓，像烟雾一样，充斥在走廊里，大厅里，教室里，还有课桌和课桌之间的走道里。有人被打头，有人被揪耳朵，粉笔擦扔出去后，总能准确地把人砸得生疼；有一位老师，他总是拎起那些他不喜欢的学生的裤腰带，再把他们扔到墙上。我仍然能回想起孩子们的脑袋撞在维多利亚式瓷砖上的声音。
最最调皮捣蛋的男生会被送去女校长那儿挨藤条。女生则会被橡胶底帆布鞋抽打。我以前经常看着我的那双鞋——黑色的帆布鞋，前脚掌有马蹄形的松紧带，我们在体育馆里会穿着它爬上鞍马——尤其是它们浅灰色的波纹鞋底，想象着橡胶抽打在裸露的皮肤上所带来的冲击。
女校长是让人敬畏又害怕的存在。她的脖子青筋暴起，双手像鸟的爪子一样。她用一根银色的别针将头巾串在毛衣上。她的办公室有着深色的墙壁，铺着酒红色的地毯。每当我被叫去展示分级读本的阅读技巧时，我就会低头看着地毯，想象着自己站在那里，掀起自己的短裙，听天由命，做好被打的准备。
当然，暴力行为也渗透到了学生之中。擒拿手尤为盛行，你会发现，人的小臂皮肤可以像一块湿布一样被拧成一团，活像椭圆形。抓头发、跺脚趾、锁头、拧手指：小霸王们总能源源不断想出非常多的霸凌方式。我很不幸，我是外地口音，在还没有去那里上学前就能够阅读，我还被告知，我的外貌异于常人、令人反感、让人难以接受，我的裙子裁裁补补太多次，我身体不太好，缺了很多课，每当被叫到发言时都是磕磕绊绊的，我穿的鞋子不是漆皮的，等等。我记得班上有一个男生，他把我堵在砖砌的防空洞后面，一言不发地用力扯我背心裙的带子，直到带子勒痛我的腋下。他和我事后都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我还记得一位年纪大些的女生，她有着油亮亮的深色刘海，每当我想到她，就想起她从玩耍的人群中冒了出来，将我的脸按在树皮上摩擦。我上中学的第一个学期，一次化学课中途，一个十二岁的光头仔一拳打在了我的脸上。如果我伸出舌尖去摸索我的上唇，我仍然可以感觉到伤疤的存在。
所以，当那个男人嘴上说什么要给我看一群绒鸭，把双筒望远镜的挂绳套在我的脖子上时，我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能嗅到某种气息，我几乎能感受它就在那儿，在我们之间的空气里，变得越来越浓、越来越明显。这个男人和那些校园恶霸一样，因为厌恶我的口音，或是我的鞋子，或是天知道什么东西——我早已不再关心——于是打算伤害我。他有意造成伤害，让我大祸临头，而我对此却无能为力。
我决定，这场观鸟游戏，我一定会奉陪到底。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希望。你不能跟恶霸对着干；你不能大叫着让他们滚出去；你不能让他们知道，你早已看清了他们的本质。
我飞速从望远镜里看了一眼。我说，噢，是绒鸭，天呐。然后我立刻弯下身子走开，从挂绳形成的闭环里抽离了出来。他跟在我身后——这还用说吗——我们之间的距离仅仅是那条黑色皮革挂绳的长度，他想要再次套住我，但这次，我正对着他，我对他微笑，滔滔不绝地说着绒鸭，说它们好有趣，鸭绒被以前是用它们的羽毛做的吗？这就是它们被叫作绒鸭的由来吗？鸭绒被里面是不是填满了绒鸭的羽毛？是吗？多么迷人啊。再给我讲讲吧，把你知道的关于鸭子、关于鸟类、关于观鸟的一切都告诉我，天呐，你懂的可真多，你一定经常去观鸟吧。是吗？再给我讲讲，讲讲你曾经见过的鸟里面最特别的，我们边走边说吧，你看，这可真不是时候，我得走了，我得下山，因为待会儿就轮到我上班了，是的，我就在这里工作——你看到那些烟囱了吗？就是那里。很近吧，对吧？有人在那里等我。有时候，如果我迟到了，他们还会出来找我，是的，我老板，他会在那里等着。他也总是来山上散步，所有员工都是，他知道我在外头，他当然知道，他还知道我具体会去哪里，我自己跟他说的，这会儿他随时会出来找我，他可能会出现在那个拐角。当然，我们可以往这边走，不如我们一边走，你一边再跟我说说观鸟的事，是的，请跟我说说吧。我很想听，但我真的得赶紧了，因为他们都在等着呢。
“他杀了人，是不是？”
两个星期后，一辆警车沿着蜿蜒的小路开到了旅馆，从车上下来了两个人。我当时正在楼上，忙着把枕芯塞进枕套，我透过窗户看到他们。我立刻就明白了他们来这里做什么，为什么会来，于是在听到别人叫我的名字之前，我就走下楼梯去见他们了。
这两位警察和警局里的那位完全不一样。他们穿着制服，看起来严肃而专注。他们给我的老板文森特出示了警徽和文件，平静的面孔带着训练有素的中立。
他们说想要跟我单独聊一聊，于是文森特把他们领到了一间没人住的房间。文森特也跟着我们一起进了房间，他是个好人，我只比他自己的孩子大几岁——你在后院的草坪上都能听到他孩子的哭喊声。
我坐在那天早上我整理好的床上，男警官坐在装饰用的柳木桌上，一些客人会在这张桌子上喝早茶；女警官坐在我旁边的床上。
文森特在后头走来走去，疑神疑鬼地嘟嘟囔囔，他一会儿假装去调整挂在窗边的水晶，一会儿去擦拭壁炉架上并不存在的灰尘，一会儿用火钳去拨弄炉膛里的火苗。文森特曾经是鼓吹爱与和平的嬉皮士，是海特-阿什伯里的幸存者，他对他口中的“警员”没什么好印象。
警察没管他，他们表现得彬彬有礼，注意力都集中在我身上。女警官告诉我，他们对我最近散步时遇到的一个男人很感兴趣。她问我能不能跟他们说说具体发生了什么。
于是我说了起来。我从头开始说起，说我在远足的早些时候从他旁边经过，说他明明与我相向而行，结果又不知为何出现在我的前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我说，“因为那里没有小道，至少没有我知道的。”他们时不时地点着头，用恰到好处的专注神情听我讲述，鼓励我继续说下去。他们的目光从来没有从我脸上移开过：他们全神贯注地看着我。当我讲到双筒望远镜挂绳的时候，他们不再点头了。他们盯着我，两人都是，他们的眼睛眨也不眨。这是一个让人觉得血液近乎停滞的古怪时刻。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双筒望远镜的挂绳？”男警官问道。
“是的。”我说。
“他把挂绳套在了你的脖子上？”
我点了点头。他们移开了视线，又看向了地面；女警官在她的笔记本上记下了什么。
她递给我一个文件夹，问我愿不愿意看几张照片，告诉他们那个男人是否在其中。
这时候，我老板插话了。他没法再沉默了。“你什么也不用说，你知道的，你不用。她什么也不用说。”
女警官抬起手去安抚他，就在这时，我的食指落在一张照片上。
“就是他。”我说。
警察们看了看。女警官又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什么。男警官跟我道了谢，然后拿走了文件夹。
“他杀了人，”我对他们说，“是不是？”
他们彼此交换了一个别人看不懂的眼神，但什么也没说。
“他勒死了一个人。用他的双筒望远镜挂绳。”我的目光在他们两人身上来回游走，我们知道，我们都知道。“是不是？”
房间的另一侧，文森特温柔地咒骂起来。然后他走过来，把他的手帕递给了我。
死掉的那个女孩二十二岁。她是新西兰人，当时正和男朋友在欧洲做背包客。出事的那天，她男朋友因为身体不适留在了旅社，她则独自一人出门去远足。她遭受了性侵，然后被勒死，又被埋进了一个浅浅的坑里。三天后，她的尸体在离我之前走过的山路不远的地方被发现。
我之所以知道这一切，是因为在警察到访后的第二周，我在当地的报纸上看到了报道：当时警察不肯告诉我。我在一家报刊亭的橱窗里看到一条新闻标题，便走进去买了一份报纸，她的脸出现在报纸的头版上，正看着我。她有着一头浅色的头发，用一根带子绑在后面，她的脸上长着雀斑，露出大大的、真诚的笑容。
毫不夸张地说，我总是想起她，就算不是每一天，至少也是我人生中的大部分时候。我想到她的人生，被切断了，被剥夺了，被缩减了，而我的人生，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却被允许继续进行。
我一直都不知道警方是否逮捕了他，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被定罪、被判刑、被囚禁。在警察问话的过程中，我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我觉得警方已经对他有所察觉，他们已经逮捕了他，只是还需要我的确证。也许是DNA采样铁证如山。也许是他供认不讳。也许是还有其他的目击者，其他的受害者，其他差点失踪的人，他们在法庭上作了证：从来没人让我去作证，而且我怀疑，我太不成熟，也太震惊，以至于不敢去追究真相，也没法打电话去警局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你们抓到他了吗？他被关起来了吗？事情过后没多久，我就离开了那个地方，所以我永远也不确定后来到底怎么样了。所有的这一切发生之后又过了很久很久，才来到信息传播全面而及时的时代。所以尽管后来我在网上多次搜索这次案件的相关消息，却怎么也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放过了我，却没有放过她。她慌了吗？她试着逃跑了吗？她呼救了吗？她是不是不小心让他意识到了自己是个怪物？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梦到山路上的那个男人。他总是把自己伪装成不同的样子，出现在我的梦里，但始终都会带着他的双肩背包和双筒望远镜。有时候，在黑暗与迷茫的梦境中，我只凭这两样装备就可以认出他，我会想，噢，又是你，是吗？你又回来了？
这是一个很难用语言去讲述的故事，是的。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告诉别人，或者说，之前没有说过。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似乎很难将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件事转换成正确的词语和句子。现在想来，我记得自己只告诉过一个人，就是最后和我走进婚姻殿堂的那个男人，而且是在我们认识多年以后，我才说起这事。那时候我们在智利，一天晚上，当我们坐在青年旅舍的餐厅里时，我和他说起了这事。他听完后，脸上的表情是发自肺腑的深深震惊，当时我就知道，我这辈子可能再也不会和别人口头说起这件事了。
不管是发生在那个女孩身上的事，还是差点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很难用只言片语说清楚，也很难轻描淡写地将它编成一段轶闻，组织成顺口的固定说辞在餐桌上或是电话里不断地跟别人说起，让它在众人之间传播开来。相反，它是一个恐怖的、邪恶的、关乎我们最糟糕的想象的故事。它是一个被封印在万籁俱寂的无人到访之地的故事。在那条山路上，死神与我擦肩而过，它离我如此之近，我甚至可以感受到它的抚摸，但它抓住了另一个女孩，然后将她推了下去。
直到现在，我还是没法忍受别人碰我的脖子：我的丈夫不行，我的孩子不行，某位想要检查我的扁桃体的好心医生也不行。在还没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之前，我就发自本能地躲开了。我也不能在脖子上戴任何东西。围巾、Polo衫的翻领、短项链、任何会压迫脖子的上衣或衬衫领口：所有的这些我都不行。
最近，我和女儿步行去学校的时候，她指着一座山的山顶。
“我们可以上去吗？”
“当然。”我说着，抬头看了眼绿色的山顶。
“就你和我吗？”
我沉默了一会儿。“我们可以一起去，”我说，“一家人一起。”
一向对他人的情绪很敏感的她，立刻就察觉到我在掩藏什么。“为什么不能就你和我两个人呢？”
“因为……其他人也想一起去呀。”
“可是为什么不能就我们两人去呢？
我心想，因为，因为我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因为我也说不清在角落里、在曲折的小路上、在巨石边、在森林枝叶交缠的深处，会有怎样的危险在等着你。因为你才六岁。因为外面的世界总有人想要伤害你，而你永远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还没想好该怎么和你解释这些事。但我一定会的。
本文节选自
《我存在》
副标题:十七段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
作者:[英]玛姬欧法洛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鹿书deerbook
译者:刘雅娟
出版年:-2
编辑
琴叶莲榕
主编
魏冰心
配图
《去他*的世界》
原标题：《?“在人生这个阶段，我没有理由去质疑乡村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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